注：本文节选自《历史是平的》初稿。

《历史是平的》

中国历史书籍汗牛充栋，单正史即有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二十四史和《尚书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宋元明清纪事本末等，总字数四五千万不止。再加杂史、野史、史论、史料，更浩如烟海。那么，它们到底讲了什么呢？能否简要归纳一下？

曾国藩所谓：

肢体虽大，针炙不过数穴。--曾国藩致胡林翼信札

中国历史的穴位是什么？

孟子所谓：

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弗能夺也。--《孟子·告子上》

凡学什么东西，都应先立一个大框架，才不会乱套。中国历史的大框架是什么？

总之，中国历史的精髓是什么？

这个问题若搞不清楚，以史为鉴便是空话，也谈不上读史明智。怎么办呢？我们先听一下大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怎么说吧。他在《国史大纲》序言里说过：

一部二十四史，从何说起？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，首必感有此苦。--钱穆《国史大纲》

可见，他对于回答这个问题也颇为难。最终，他列出三条：政治制度、学术思想、社会经济，认为：

大体言之，历史事态，要不出此三者之外。--钱穆《国史大纲》

《国史大纲》所讲，大致即此三条的细化。

《国史大纲》

我们再听一下吕思勉先生怎么说吧。他在《中国通史》诸论里说过：

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·序》，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：一为理乱兴亡，一为典章经制。这种说法，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。--吕思勉《中国通史》

他赞成元代史家马端临的说法，认为中国历史主要讲了两条：一是理乱兴亡，一是典章经制。所以，他写《中国通史》就照着这两条，写成了两部分：一部分，串讲各朝代的兴亡历程；另一部分，串讲族制、兵制、官制、刑法、文教等各种制度问题。

钱、吕二先生所讲虽各有侧重，但大体不外社会经济、政治制度之类，他们认为这些是中国历史的精髓所在，最值得研究探讨。对此，我作为一个“对本国已往历史怀有极大温情与敬意的人”（钱穆语），实难苟同。因为时代不同了，我们看历史的视角、视野、关注点已经不一样了。

【图1】

我画了一张示意图（图1），这是一条时间的轴线，也是一条历史的轴线，这上面有三个点：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立足“现在”，设想“未来”，回溯“过去”，得出一个“历史讲了什么”的答案，来解决这个现在的问题，实现那个设想的未来。这是我理解的历史研究法。

钱穆写《国史大纲》，他立足的“现在”是怎样的？设想的“未来”是怎样的？翻看一下《国史大纲》的最后两页就知道了。此处不便讲，不必讲，汉景帝所谓：

食肉毋食马肝，未为不知味也。--《汉书·儒林传》

对于“中国历史到底讲了什么”这个问题，身处不同时代的人需要不同的答案。钱穆、吕思勉在80年前给出的答案，有他们的历史局限，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，“过时”了！而且，他们还都带着几分致君行道的意思，尤其钱穆，这跟现在的形势也已经挨不上了。历史学家还能参与政治、参与顶层设计吗？恐怕不能了。总之，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。哈。

那么，以二十四史为主体的中国历史到底讲了什么呢？它的精髓是什么？答案我已经讲了两百多遍，就是每期《谷园讲通鉴》片头的那段话：最牛的人，最酷的事儿，最经典的智慧，最极致的精神。上下千年，生死兴衰，尽在谷园讲通鉴。再进一步讲，中国历史的精髓就在于它的两大主题和两大宗旨。

【图2】

两大主题即人生成败和国运兴衰；两大宗旨即传承经验和构建信仰。这就是中国历史的穴位，就是中国历史的大框架，就是一个面向普通老百姓的，具有现实关切的“中国历史到底讲了什么”的答案。

为什么说，中国历史的两大主题是人生成败和国运兴衰？这从二十四史的形式体例来看是很明显的。

二十四史中每一部史整体上都是写一个朝代，实质即一个国家政权兴衰的过程，亦可谓国运兴衰的过程。《汉书》写的是西汉的国运兴衰；《后汉书》写的是东汉的国运兴衰；《三国志》是写的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国运兴衰；等等。把这些国运兴衰串连起来，就是上至黄帝，下至大明朝，整个四五千年中国的国运兴衰。

每一部史具体内容又都是以纪传体为主，都是一个又一个历史人物的传纪，比如《史记》的《项羽本纪》《高祖本纪》《孔子世家》《陈涉世家》《萧丞相世家》《伯夷叔齐列传》《李广列传》，等等。每篇传纪都是写这个人出身如何，做了什么事，怎么成的，怎么败的，怎么死的，无非人生成败。

《中国通史》

总之，中国历史千言万语讲的就是一个国运兴衰中无数人生成败，或说是无数人生成败里一个国运兴衰。所以说，人生成败与国运兴衰是两大主题。

在这两大主题的背后，有一个“变”字，即司马迁所谓“通古今之变”的“变”。人生成了、败了，是变；国运兴了、衰了，也是变。只要把这个“变”字搞清楚，就可以以史为鉴、鉴往知来。那些变好了的经验可以学习，那些变坏的经验要警惕。这就是司马迁著《史记》的一个宗旨，即传承经验。

司马迁

另外，司马迁还要“究天人之际”，他要搞清楚在整个“古今之变”的过程中，在这些人生成败的过程中，在这个国运兴衰的过程中，人的因素占了多少，天的因素占了多少。怎么还有天的因素呢？这是个信仰问题。天人之际、天人合一，实为中国古人信仰体系的基础。整个的中国古人的道德、伦理、礼制、世界观、人生观，乃至整个文明，都是基于信仰的。在传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，在整个民族共同记忆的基础上，构建信仰体系，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宗旨。